乙亥（一九九五）立春后，“黄苗子郁风书画 展”开幕式前闲聊，大家说起近年各地约稿求书纷纭，“书债”渐多，而且要求书写幅面渐大，已不堪重负。正好启功先生进场，精神矍铄地接过话茬，笑吟吟道，“眼下，能做到有求必应的，我看，只有‘赵菩萨’了……”。“赵菩萨”，即赵朴初先生。笔者想起年前因为残疾女书法青年得启功先生鼓励事，便开玩笑道：“多念几遍阿弥陀佛，启功先生也会有求必应的。”大家附和，都想 给启功先生“加冕”，称“启功菩萨”。启功立即回应：“你们甭表扬我，写字画画的事，岂能有求必应。”以前上海沈尹默先生也有过‘三不应’，这都是有年头的事了……” 

    启功先生的话，让笔者想起壬申（一九九二） 的一件事。那年春节后，南方某省欲举办书法大展，特地派员至京求启功、康殷、柳倩等五老墨宝。电话预约时没说书写内容，随中央文史馆一位友人拜见启功先生后，展开五张打字件，说“已经将五位省级领导的诗文打字好了，恭请五老每人选写一份”，启功看后，笑道：“你们给的革命任务太重要，恕难从命。”问何故，启功说：“我自个儿会作诗文，约我敬书古贤经典尚可考虑，让我写‘重要领导’的诗文，我与他既不相识又无交情，突然抄写他的诗文展出，啥意思？旁人不知，还以为我启元白素有‘书吏代录’之好呢。”来人解释说因为领导特别支持书法活动，“很想展览结束后收藏五老的墨宝，所以选写他们的诗，好留个纪念。我们已联系企业家代奉稿酬”云云。一闻此言，启功更加坚持，“他们愿意代奉，我还不愿代录呢”，此事遂不了了之。 

    当年柳倩先生家离寒舍不远，周末常去探望。 闲谈中说起启功“不愿代录”事，柳老大笑，说 “我也没有‘书吏代录’之好”。原来让柳老写的那首七律诗病多多，不仅平仄不协，出韵乱韵，竟然第七句尾字也进场押了韵。柳老是四川荣昌人，说“那诗还在桌子上放着，你去看嘛，简直是首歪诗”，川调抑扬顿挫，煞是好听。

    不久，笔者因在中央电视台海外台（后改名中央电视台第四台）《诗书画》栏目担任嘉宾主讲， 邀请康殷先生到场漫侃书画；休息时，又听大康说 起“邀请五老写省级领导诗文”事。大康说，“书画家不能啥球扣过来都鱼跃。咱先不讨论对写字画画的尊重与否，但总不能你叫写啥就写啥吧？又不是坐饭馆点菜……”。大康讲话幽默，大家都爱听，也想知道结果，围上来一问，大康笑道：“那球飞过来，我立马给他们扣回去了……”

    后来，风闻其中有位省级领导不相信启功竟然敢拂地方顶级的面子，初夏携秘书赴京开会时，又到北师大求见，通报时秘书强调说“我们省长是不轻易见人的”，启功立即回答，“正好，我也是不轻易见人的……”（此非故事，已经启功先生秘书侯刚先生证实）。会面没成，那名家书法展后来好像也没了下文。

    三老没有“有求必应”，虽有各自为人处事的道理，但维护书画家独立品格的尊严，坚持“择善必精，执中必固”（《尚书引义》名言）是一致的。君子持重人格，都有“择善而从”的选择标准和自由。如果不但“择善必精”（选择自认为最正确的），而且在践行中还能“执中必固（坚持正确的选择执着不移）”，应该令人肃然。

   “书吏代录”，职能多多，本属古代官府衙门恶俗，尤以明清为甚。笔墨功夫欠缺的重臣大吏， 欲以文艺装雅，光耀门庭或应酬台面，常雇佣书写小吏代笔诗文，几成“潜规则”。所谓“无限代笔秀才，供应衙门，皆能效之”（见明《文章辨体汇选》）等事，已经多见不怪。书写小吏呢，若非府衙在编，呼之来，挥之去，银两清讫，嘴巴管好， 交易当然概无麻烦。偶逢赵翼、洪亮吉、陈维崧等明眼窥出某某奏疏呈本与平素贺喜往来楹联书札的龙飞凤舞字迹稍异，质疑后哼哼几句，又能怎样？ 至晚清，世风衰靡，畏惧权势如畏山倒，即使半公开的“沽诗买墨（买断他人诗文书画吹作自家风雅手笔）”等把戏，也没二三子敢站出来说三道四。 就这样，文人无勇，正不压邪，文风愈加颓败不堪。清初涨潮《幽梦影》将“丐名士代捉刀”列入 “都无是处”，已经警世在先，但批评无力，不过说说而已。看来，找人代书诗文，然后借花献佛，辗转奉送上司私邸的恶俗至今仍有流传，理应归属 “都无是处”，遭到启功等书法家拒绝也不奇怪。

    文人间书画往来，有时免不了情谊和钱财的纠缠，但坦诚相见是最起码的。低端贫苦文人因生活所逼无奈，代笔换米，养活老小，当作别论。出于私利，找人代笔，虚饰风雅或谀媚权钱者，古今贬抑都无例外。这种图谋在先，玩弄一番乱花过眼便可空手攫利的把戏，俗称“赊术”，皆中间人借机肥己的恶俗，实为君子不齿。尽管如此，雅风道德的评判在正直的书画文人心里，诗文当写不当写、当送不当送，或者斯文当卖不当卖的孰是孰非，仍然透亮得很。

    书画界传闻赵朴老的墨宝好求，美誉为“赵菩萨”，其实朴老为人处事自有“定心明识”的准则，对那些虚诳各种理由或者假借公需旗号的索取墨宝者也是“摒却贪念”“拒绝妄求”的。壬申 （一九九二）九月十五日，朴老访问嘉峪关时，当地政府请求朴老题书“嘉峪关”三字，以便换下民国时期蒋介石题写的城关大匾。当时大案上文房四宝和茶水瓜果已备，官员们恭敬列队，朴老见状， 立即谢绝道：“改变历史文化的本相，就是否认原本的客观存在。蒋介石已经写过‘嘉峪关’，这已经是历史了，改变它做什么？今天你改一下，明天他改一下，还有真实的历史吗？”

    后二年，甲戌（一九九四）初春，北京市府通知全市撤换繁体字招牌，因是“限时令”，更换新招牌的时间紧迫，故要求书写者尽快改书“简体字招牌”，还希望朴老、启功、康殷和刘炳森等能 “为首都汉字规范化起个好带头”，结果皆遭到拒绝。朴老闻讯后，首先亮明态度：“我主张识繁认简，繁体字是历史文化，抹是抹不去的。北京是古都，旧匾故联上的文化可以明鉴古今。谁把北京的牌匾故联都换了，就不怕写入京华历史吗？”此言 一出，振聋发聩，响应者众，最后撤换繁体字招牌的也不了了之。

    书画往来必须“谢绝虚诳”，应是古今不成文的规矩。北宋苏东坡广交文家墨客诗僧，挥笔酬应在所难免，但逢友好，有时一书再书，一奉再奉， 书奉的是笔墨文字，回报的是真挚情谊。如果虚 诳，被东坡识破，驳回面子，也会只字寸纸不予。当年在书画圈内混得十分脸熟的刘元忠曾多次借故向东坡求书，有次还企望小款落上“白云居士” 云云，东坡以数十字简短书札回绝，曰“所要‘白云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谓耶，抑为他人求也？”（求书‘白云居士’，究竟是你自个儿要的呢， 还是代人求书），开门见山，以问挑明。接下，表 明自己“既不识其人，不欲便写”（我既不认识那人，也不想给陌生人写字），断然拒绝，已啧有烦言。然后说“若乃是自谓，则未愿足下为此名号也”（如果是你自己的名号，我并不希望你有此名号），用委婉语，以退为进，意思是即使你现在自谓“白云居士”，也恕难从命；最后补笔，以“必亮此言”（你必须给我把话说清楚），回绝得毫不含糊，还要弄清真相。此小札载于《东坡全集》， 料非虚撰。

    当代朴老、启功等老书家不应，跟北宋东坡拒书，有可比性。事情不大，又皆非小题大作，却显露了艺术家自尊自重和不受虚诳的风骨。自古书画家都有点题不应、赝品不题、代署不应、来句不选、代款不书、约期不爽、立索不应、代贺免询、代笔不为、润资先惠、恕不加赠、横画加半等行业约定。如果换个角度思考，这也是保证书画艺术正常发展的强力支撑，应该视作书画家立身社会维护书画尊严的千秋生存之计。规矩能够传承下来，必是岁月经义；今人崇尚国艺，体悯笔耕劳苦，尊重笔耕者的权利，岂能以“小器”视之？